众所周知，明代谢肇淛《本草纲目拾遗·木部》“普洱茶膏黑入漆，醒酒第一，绿色更佳。消食化痰，清胃生津，功力尤大也。……普洱茶膏能治百病，如肚胀受寒，用姜汤发散，出汗即愈；口破，喉颡受热疼痛，用五分噙。皮血者，研敷立愈。”

可是普洱茶业复苏近二十年来，不少人亲手熬制、买卖和泡饮了不少的茶膏，想必不少人都从实践中发现，其所熬制的茶膏的实际功效，与上述所载的功效严重不符，相差甚远。这种区别或差距的原因，究竟出在哪里呢？

原来是历代药籍或史料中都不仅把“两类茶膏”相混淆，而且，因茶膏又称“孩儿茶”，与“儿茶”相混淆，致使几种物品混淆不清。

清代《普洱府志·物产·食品》载：“乌爹泥，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：‘出南蕃爪哇、暹罗诸国’，今云南、老挝、暮云场地方造之。云：‘细茶末入竹筒中，坚塞两头，埋污泥淯中，日久取出，捣汁熬制而成。块小而润泽者为上，块大而焦枯者次之。’”其中只言半语都未提到它的滋味是否“苦涩”，证明它已不带有苦涩味。从末句“块小而润泽者为上，块大而焦枯者次之。”可知，本来同样是“细茶末入竹筒中”，却分为“块小”和“块大”，是因为细茶沫受潮结团，发酵生热后松散，这是隔绝空气，封闭“发酵”的“发酵茶膏”的工艺。只因封闭程度的区别，“块小而润泽者”是封闭良好，未渗入空气的无霉变“纯发酵茶”熬制成的“发酵茶膏”，并非“霉酵”茶熬制的“霉茶膏”，所以其品质“为上”（即优良）。而“块大而焦枯者”，则是因封闭不严密，未彻底隔绝住空气，有空气渗入，使茶末霉变而“焦枯”。由此熬制成的茶膏，是带霉变的“霉酵茶膏”。其内的“污泥”是习惯性语误，实际指“淤泥”。

经笔者近十七年来的间断性反复试制，制作成功所得到的“纯发酵茶膏”的亲身冲泡、饮用和外敷验证，充分证明上述引文所记载的“乌爹泥”即“纯发酵茶膏”的功效是真实、有效的，而且是神奇的。而其滋味里已经没有丝毫的苦味，仅微带涩味，微酸味。

清代张璐《本经逢原·土部》：“孩儿茶，一名乌爹泥，性涩收敛，止血收湿，为金疮止痛生肌之要药。白磁器研细水飞，敷痈肿，可代针砭。又点目去翳。”并且引用同内容的约汉代《本经·土部》内容：“孩儿茶，一名乌爹泥，性涩、收敛，止血、收湿，为金疮止痛、生肌之要药。白磁器研细水飞，敷痈肿，可代针砭。又点目去翳。”其中所称既与前者同名“乌爹泥”，又称“孩儿茶”，而且也同样是只言半语都未提到它的滋味是否“苦涩”，证明它也不带有苦涩味。虽然未提发酵工艺及其过程，也理应与前份记载所指者为同种物品。

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土部》：“乌爹泥，亦名孩儿茶、乌垒泥。制法：用细茶末装入竹筒中，坚塞两头，埋污泥淯中，日久取出，捣出捣汁熬制，即成乌爹泥。原产地在云南一带。气味：苦、平、无毒。”其中的名称，也既有“乌爹泥”和“乌垒泥”，也有“孩儿茶”。前两名，应是异地或异族对“爹”和“垒”的发音差异。虽然也有与“纯发酵”工艺及其过程几乎等同的“制法”陈述，但是明确记载着其“气味：苦、平”，也就是滋味苦。这与由所述工艺实际得到的膏状物的实际滋味严重不符，相差甚远。理应属于物品类别与所述工艺不相对应，不相符合的其它物品。

一、不会是上述“纯发酵茶膏”，就连“霉酵茶膏”都不是，因为“纯发酵茶膏”和“霉酵茶膏”都不会有“苦味”。二、不会是以明、清及其以前的“古六茶山”生活用茶为原料的不经发酵工艺，直接以新近茶为料的“非发酵茶膏”，因为以“古六茶山”生活用茶为原料，即使不经发酵过程的新茶膏，也不会有“苦味”。三、可能是以瓜芦或其杂种新茶为原料，而且未经过发酵过程，直接以瓜芦或其杂种的新“茶”熬制而成的膏状物。四、可能是保山及其周边等地“儿茶”，因“儿茶”名称与“孩儿茶”相混淆，把以豆科植物“儿茶”为原料制成的“儿茶”，与三类“茶膏”相混淆。其中的“污泥”，是对“淤泥”的习惯误称。而“淯”是指有淤泥的水潭，后人讹误为“沟”。

清代.汪昂《本草备要·金石水土部》载：“孩儿茶，泻热，生津，性涩收湿。苦涩，清上膈热，化痰、生津，止血、收湿，定痛、生肌。涂金疮、口疮（硼砂等分），阴疳、痔肿。出南番，云：是‘细茶末。纳竹筒，埋土中，日久取出，捣汁熬制而成，块小润泽者上，大而枯者次之。’”

清代吴仪洛《本草从新·火类土类》：“孩儿茶，泻热生津、涩、收湿．苦涩微寒．清上膈热．化痰、生津．止血、收湿．定痛、生肌．涂金疮、口疮（硼砂等分）、阴疳、痔肿．出南番．以细茶末纳竹筒．埋土中．日久取出．捣汁熬成．块小润泽者上．大而枯者次之。以上土类。”

清代张秉成《本草便读·土类》：“孩儿茶，苦涩且微寒．能点痔而止血．热痰仗清化．可定痛以生肌．。”

这三份记载中，虽也有“纯发酵”工艺及其过程的陈述，末者内还明确表明“胶滞之物”，同时，其所说的功效“涂金疮、口疮（硼砂等分），阴疳、痔肿”和“生肌、口疮等药，皆外治为多”等功效也与“纯酵”或“霉酵”茶膏相吻合，但却都指出其滋味“苦涩”。即使不是以豆科植物尖叶为原料制成的“儿茶膏”，也只会是以瓜芦或其杂种新茶为原料，而且未经过发酵过程，是直接以瓜芦或其杂种的新“茶”熬制而成的膏状物。其中的“污泥”，也是对“淤泥”的习惯误称。

清代黄宫绣《本草求真·泄热》：“孩儿茶（专入心肺）。味苦、微涩，性凉、无毒。功专清上膈热。化痰、生津，收湿、凉血、生肌。凡一切口疮、喉痹，时行瘟瘴，烦燥、口渴，并一切吐血、衄便、血痢，及妇人崩淋、经血不止。阴疳、痔肿者，服之立能见效。出南番，是细茶末入竹筒。理土中。日久取出。捣汁熬成。块小润泽者上。大而枯者次之。真伪莫辨。气质莫考。用宜慎之。”

此记载与前几份不同的是其中指出了“真伪莫辨。气质莫考。用宜慎之。”这的确是事实!的确应特别注意！因为本文的核心内容，也就是“四种物品”的混淆问题。

明代谢肇淛《滇略·版略》载：“孩儿茶之属，皆流商自猛宻、迤西，数千里而至者，非滇产也，而为滇病最甚。然《后汉书》已称：‘永昌出’。”其中，“迆西”是指“陇川”（德宏）。其意思与前文所引的清代《普洱府志·物产·食品》所载：“乌爹泥，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：‘出南蕃爪哇、暹罗诸国’”相一致。虽然，古代由暹罗（泰国）、莽缅（缅甸）、车里（版纳）达滇的通道，但除了“贡象下线”即车里经思普、楚雄道，还有“贡象上路线”即德宏经永昌（保山）和楚雄道。因而，凡是产无“苦味”的茶膏者，除了“爪哇”（印尼）以外，“暹罗诸国”理应是指时而属于这，时而属于那的车里。也就是说，由猛密（今缅甸）和陇川（德宏）经永昌（保山）的“孩儿茶”或“乌爹泥”（即茶膏），也可能是产于车里“六茶山”。但“古六茶山”明、清及其以前所产的“乌爹泥”或（茶泥）即茶膏，无论是“发酵茶膏”还是“非发酵茶膏”，都不会有“苦涩味”。因此，凡是有苦味的“孩儿茶”或“乌爹泥”，只会是“爪哇”等地所产的以瓜芦及其杂种为原料的“非发酵茶膏”。

另外，末句“《后汉书》已称：‘永昌出’。”者，除了可能是把经过陇川（德宏）贩运来的“孩儿茶”，因由永昌入滇而误载为“永昌所出”以外，还有可能是指永昌（保山）本地所产的以豆科植物“儿茶树”的嫩尖、嫩叶制作的“儿茶”，也会被误解为“孩儿茶”。

就如《本草纲目》云：“‘乌爹或作乌丁，皆番语，无正字。’古人误以为本品。乃‘细茶末熬制而成’，故名‘儿茶、孩儿茶’。”也就是把“细茶末熬制而成”的番语所称“乌爹或作乌丁”，误解混淆为永昌（保山）所产的用豆科植物“儿茶树”的嫩尖、嫩叶制作的“儿茶”或“孩儿茶”。

清道光《普洱府志·物产·食品》“熬膏外，则蒸而为饼，有方有圆。”其内所说的是“普洱茶膏”，在明、清两代，它只有“六茶山”所产者，但是可能包括“纯发酵茶膏”（含霉酵茶膏）和“非发酵茶膏”。

清吴大勋《滇南闻见录》：“每年备贡者，有团有膏。”和“匣盛茶膏”其中所载的是作为普洱贡茶的茶膏，理应都是“纯发酵茶膏”。

清吴大勋《滇南闻见录》也载：“每年备贡者，有团有膏，思茅同知办团饼”，

其中，“每年备贡者，有团有膏”是指普洱贡茶，除了茶膏和瓶盛的“蕊茶”及“芽茶”以外，紧压茶全部制为团。就如清阮福《普洱茶记》所载：“每年备贡者，五斤重团茶，三斤重团茶，一斤重团茶，四两重团茶，一两五钱重团茶，又瓶盛芽茶、蕊茶，匣盛茶膏”。“同知办团饼”中的“团”就是紧压茶团；而“饼”，并非“茶饼””，而是指“缎匣所盛”的茶膏饼。

总之，“孩儿茶”，名称包括“乌爹泥”（纯发酵或杂发酵茶膏）和豆科植物“儿茶”。其中的““乌爹泥””包括以生活用茶为料和医药用茶为料的“纯发酵”

与“杂发酵”茶膏。此外还有以生活用茶为料和医药用茶为料的“非发酵”茶膏及“儿茶膏”。其中真正有上述功效的是以生活用茶为料和医药用茶为料的“纯发酵”与“杂发酵”茶膏，此两者和以生活用茶为料“非发酵”茶膏都应无苦味。纯发酵，非今熟茶。